​王亶望：忠门竟出逆子 贫地却见贪官

王亶望：忠门竟出逆子 贫地却见贪官

众所周知，和珅被称为“清代第一贪官”，他身为大学士，掌管户、吏、刑三部大权，贪污受贿、聚敛钱财达三百万两以上。他的职务之高，贪污金额之巨，在有清一代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和珅贪污案却不是清朝的第一贪污大案。在清朝乾隆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中期，甘肃地方的众多官员，通过将捐纳米粮以取得国子监监生学历资格改为折色收取银两，通过谎报旱灾冒赈这两种办法进行贪污。在该案中，贪污受贿的该省各级官员多达二百余人，合计贪污受贿的银两总数三百多万两。本案中，被判处死刑的总督、巡抚、布政使三人，判处死刑的府州县级官员六十六人（其中处斩立决的三十三人；判处死刑监候，秋后处决的二十一人；判处处斩监候，秋后处决，入于情实，已经勾决的十二人），判处杖刑，流放到三千里以外边远地区服苦役的六人，还有发遗戍边的五十余人，革职并追罚银两的五十多人，等等。在这一案件中，虽然每个人的贪污金额都无法跟和珅相比，但此案涉及官员范围之广、贪污手段之令人发指，却比和珅一案有着更加恶劣的影响。一个地方官府，自上到下全部被卷入到贪污案中，官官相护、沆瀣一气，更加凸显了“康乾盛世”下清王朝政治的黑暗腐败，也严重动摇了满清皇朝的统治基础。难怪乾隆帝会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成为“清代第一贪污大案”。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而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间担任甘肃布政使的王亶望正是这一贪污大案的罪魁祸首。

王亶望（?-1781），山西临汾（今山西省临汾市）人。其父王师官至江苏巡抚，为官清廉、政绩显赫。出身名门的工亶望自小饱读诗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乡试中举人。后捐资获得知县职位，历任职于甘肃山丹（今甘肃省山丹县）、皋兰诸县（今甘肃省皋兰县）。后被吏部选授为云南武定知府，前去面见皇上。乾隆帝知其乃王师之子，也许是有意考验一下其耐心，并没有依吏部之意提拔王亶望至云南做知府，而是命其留在甘肃继续任原职。年轻气盛的王亶望心里窝火一时，也只能隐忍不发，等待时机。果然不久，父亲的光环就使他得到了提升，升任宁夏知府一职。

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亶望升为甘肃布政使。此时的王亶望已经成为一名掌管一方大权的地方大员。王亶望乃是名门之后，又在甘肃待了这么多年，乾隆帝很是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够造福一方，让这块贫瘠之地上的百姓过上安康的生活。但是事与愿违，在甘肃这片“根据地”上，王亶望为官一任，却是为祸一方。

甘肃地处边远，产粮较少。为充实仓储，甘肃省有收捐监谷的惯例，即凡缴纳一定豆麦者，给予国子监生的资格，有了这一资格便可以应试入官，成为“监粮”。后来因为这一制度弊端丛生，很多人以此渔利，朝廷下令停止这一旧例，仅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安西（今甘肃省安西市）两地准行此例。王亶望到任以后，与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议定，以甘肃内地仓储未实为名，上疏要求允许各州县开捐，得到了批准。在开捐之始，王亶望就“令民输银”，私自将收捐监粮的旧例改为折收银两，每名监生除缴纳捐银五十五两之外，还要缴纳办公费银四两，杂务费银一两，总计六十两银。原本收捐粮的话还要存在仓库里，现在直接私自改为收捐银，皇帝并不知情，百姓不过是将粮食改为银两，并不会有太大损失，而且捐户也都是为了得到监生资格进而在官府谋个一官半职的，也不敢得罪这些官员。王亶望这样做已经有悖于捐监只准以谷粮报捐，不能滥收折色银两的规定，但干出这样大的出格事，就得挺而走险，而且还得有个得力助手，王亶望调亲信蒋全迪为兰州知府，公开授意各州县收来的银子总交蒋全迪办理。蒋全迪任职后，唯王亶望的意图是从，将监粮折成白银，并将收取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所收银两全部交由兰州府存发，自总督以下至各州县官员均有份，“利益均沾”，当然大头是由王亶望这样的高级官员来拿的，这些银两都流到了地方官员的腰包。

王亶望这一做法，以捐监为名，欺上瞒下，笼络地方官员公然“集体贪污”，真可谓胆大包天。整个甘肃官场的风气也为之大变。各府、州、县的捐监名额，是由王亶望与兰州府知府王廷赞、蒋全迪划定并分别下达的，而不是根据各府州县实际报捐人数而定。也就是说，并不是哪个州要求收多少名额的捐监就可以收多少名额的捐银，其批准权和发文凭都是由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决定。当时，各府州县都想多得名额，多收银两，为此就纷纷竞相向王亶望送礼送银送金，以取得他的同意。而王亶望更是贪得无厌，一时间，省城贿赂公行，乌烟瘴气。王亶望善于玩弄权术、任用私人，欲谋求职位、晋升之人多以贿金相求。府州县官员，两三年间，十之四五，多出自王亶望的门下，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下级官员，都是走王亶望的后门而走马上任或欲保守其原职的。当时甘肃官场有这样三句话流传开来：“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意即给王亶望送一千两银子才能见到王亶望的面，送的少了，他不出来接见；送两千两银子，他就常常留客人吃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亶望就与来人客客气气，陪同一齐射射箭，关系就显得融洽了。这是对王亶望收受下属等礼银、贿赂情形的写照。王亶望在甘肃当了三年布政使，得赃巨多，后来他升任浙江巡抚，同时也“拥资而去”。案发后，仅从王亶望家中查抄出的家资就有一百多万两之多。据王亶望供述并经查证，其中的十之八九是来自甘肃。

甘肃长期是贫瘠之地，是朝廷的赈灾重点对象。但自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一职后，甘肃几乎年年都有“旱灾”。接到奏报后，朝廷的赈灾钱粮也就滚滚而来。王亶望正是瞅准了这一漏洞，大肆冒领赈灾钱粮，并采取赈济灾民人口以少报多、侵贪赈银于前一年赈济数内销账等恶劣手段，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资财。

另外，捐纳监生名额、银两越多的地区，报的灾情越重，冒领冒销的赈灾银两也越多。因原先向中央户部呈报的捐监章程条规上说的是收捐监粮，这一点王亶望和府州县官员都是清楚的。所以王亶望等就向户部报告说，因收取的监生捐粮较多，原有的官仓已盛放不下，有的官仓需要扩建或重修等，请求添建官仓二十三座。经户部批准，这二十三座仓库的全部经费均由户部予以报销。但绝大多数是虚报，仓库并未实建，这又是一笔贪污的大项。

在重开收捐监谷半年之后，急于邀功的王亶望与勒尔谨即上疏朝廷汇报说，收捐一万九千名，捐豆麦八十二万石。这是何等的政绩啊。但树大招风，因为数字太过显眼，睿智的乾隆帝对其产生了怀疑。他提出了“四不可解”，责问他们：“甘肃乃贫瘠之地，怎么会有近两万人认捐？如何产得这么多的粮食？现在就收得八十二万石粮食，那么年复一年必然霉烂，如何食用？为何不让其留于民间，自行流转？”心惊胆战的王亶望二人为保全自己，绞尽脑汁上奏折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们说甘肃报捐的监生

多系外省商民踊跃认捐，近年本地收成还不错，捐粮都是富余之户自愿卖出的，现在虽然把粮食都收到了仓库里，但是甘肃多灾害，这些粮食早晚要散之于民。一番粉饰，乾隆帝竟然也找不到什么破绽，批复道：“尔等既任其事，勉励妥当为可也。”王亶望等人得以蒙混过关。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至四十二年（1777）初，开捐不到三年，就有捐粮六百多万石，意味着约有十五万人纳粮成为监生。监粮之众，监生之多，成为全国之冠。在乾隆帝眼里，能在贫瘠的甘肃干出这样的成绩，王亶望“能力非凡”，便于四十二年（1777）将其调至富庶的江浙地区，任浙江布政使，并代理巡抚职务。

这批甘肃地方官员通过侵冒国家赈灾银这样卑劣的手段公然集体贪污，自王亶望上任甘肃布政史一直到他离职升任浙江巡抚，以及之后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却没有一人举报。难道真的让这群贪官得以瞒天过海，逍遥法外吗？

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循化厅（今青海省循化县）撤拉族人苏四十三领导的反清起义，让这批胆大包天的贪官们露出了马脚。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因不满清朝政府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率撒拉人、回民起事反清，杀死领兵弹压的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副将新柱，进逼兰州。兰州城内八百守兵，一经交战，便损兵三百，甘肃官吏惊恐万状。乾隆皇帝唯恐兰州不保，谕令军机大臣和珅、大学士阿桂赴甘，并急调连城（今甘肃省连城县）、凉州（今甘肃省威武市）、固原（今宁夏省固原市）和陕西等地援军进剿。数万官军会聚省城，军费兵饷成了大问题。由于官军不能速胜，乾隆震怒，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一时甘肃地方官战战兢兢，不可终日。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为了摆脱困境，主动向乾隆帝上奏。奏折说：“现在用兵之际，需用浩繁，臣情愿将历年积存廉棒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王廷赞万万没想到，他的一道奏折，事与愿违，被精明的乾隆皇帝看出了破绽。乾隆帝责问道：“王廷赞仅任甘肃藩司（即布政使），何以家计充裕？其中情节总未能深悉。”

在清代，布政使一职是总督、巡抚的辅助官员。甘肃地瘠民贫，官场清苦，王廷赞作为一省之布政使无论如何也捐不出四万两私银。无独有偶，已远调浙江升任巡抚的前甘肃布政使王亶望，曾借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南巡之机，虚开浮冒进行贪污情形败露，为了遮掩劣迹，他急忙在办理的浙江海塘工程中认罚银五十万两。这又引起了乾隆帝的怀疑，这种怀疑与推理是合乎道理的：为什么甘肃两任布政使均拥有如此巨资？联想起曾经批过“四不可解”的那份奏章，即想到他们是否在甘肃捐监中谋取私利？同时，阿桂报告在进军途中遇雨道路泥泞，行军速度缓慢。前不久和珅也有同样的报告。甘肃既多雨，为何王亶望在甘肃任职期间及近几年均有旱月灾的报告？于是，乾隆帝一面集重兵于兰州，镇压起义；一面又在甘肃暗中拉开了追查地方官员冒赈侵贪的内幕。

五月十六日，乾隆帝即指示阿桂及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将甘肃地方利弊、因革事宜，认真查访以及收捐监生粮有无弊端，应否停止，即速如实报告。正在这时，前任陕甘总督勒尔谨因贻误军机已被押京讯问。

当年闰五月十二日，阿桂对王亶望等当年在甘肃收捐监粮的一些群众反映，及对王亶望拥资而去的议论和私自改为折色收银等情况，向朝廷作了报告。乾隆在看了阿桂的报告的当天，即指示内阁立即给刑部下达命令：已被逮京审问的勒尔谨是否在甘肃收交折色包捐监银两当中有与王亶望等共同贪污分肥归己问题，立即提审勒尔谨，并令王廷赞来京由军机大臣当面质讯。这道命令并发阿桂知道。十五日，根据勒尔谨的交待，命令钦差大臣杨魁会同闽浙总督陈辉祖对王亶望严行讯问，要他将贪污问题据实供出。如果发现杨魁、陈辉祖对王亶望询私庇护、共同舞弊，即一并交刑部治罪。至此，王亶望等人在甘肃折色收捐、报灾、赈灾、报销方面众多的严重贪污劣迹大白于天下。

乾隆帝发了狠话：“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架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乾隆帝对甘肃大案的处理，一方面强调从重从快、严惩不贷；另一方面又讲已事过多年，涉及官员太多，表示不忍一律诛杀，可法外开恩。乾隆四十六年（1781）秋七月，乾隆帝降旨：总督勒尔谨赐令自尽、两任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依议正法。八月谕令：甘肃捐监一事立即停止。紧接着，陆续降旨，将侵贪赈银千两以上的官员程栋、陆纬、那初善、成德、陈严祖、闽鵷元等五十六名贪官正法。其中，合水县知县成德、布政司陈严祖本属可免一死，发配边疆之例，但只因成德是大学士高晋的儿子，陈严祖是两广总督陈大受的儿子，皆被从重处斩。贪官万邦英、谢恒等三十一人，侵银都在千两以上，按大清律应当处斩，只因他们镇压苏四十三起义有“守城微劳”，被免于一死，发遣于黑龙江充当苦役。亡故的贪犯、原兰州知府杨士玑等三十一人，住所仍被查抄，其子发遣伊犁。陆续将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等二十六名贪犯之子发往新疆，充当苦役。凡查出甘肃官员在任职期间为子女、亲友捐纳官职、监生的，均被一律斥革。同时规定，乾隆三十九年（1774）以后，凡在甘肃报捐的监生每名补交银六十两，停乡试三年；己经中举人者停其会试三科；捐官已现任者罚律三年。甘肃众多贪官捏灾帽赈的罪行得到了严惩。

在此案中，根据乾隆帝的旨意，甘肃各州县官员，凡是侵吞赈灾银在两万两以上者，全部处以死刑，包括程栋等人在内的被处斩的地方官员达到了二十二名。在看到这二十二人的案宗时，乾隆帝感慨地说道：“此二十二人之死，皆亶望导之使陷于法，与亶望杀之何异？”没有王亶望，这些官员也许仍能在仕途之路上继续走下去，但是在王亶望公然侵吞国家赈灾银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能够站出来举报于朝廷的，相反而是在金钱的诱惑下与之同流合污。正如乾隆帝所说，他们都是间接由王亶望所害死的。当然，他们每一个又何尝不是自掘坟墓的？

乾隆五十九年（1794），国史馆向乾隆帝进表王亶望的父亲——王师的传记。乾隆帝看到王师清廉一生，却出了王亶望这样一个逆子，实乃家门不幸，心中不禁有些悲悯。于是，赦免了王亶望的幼子，谓之“勿令师绝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