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牺牲，妻子要求再婚孩子叫邓“先父”，77年向邓公提一要求

邓中夏牺牲，妻子要求再婚孩子叫邓“先父”，77年向邓公提一要求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回国不久，邓中夏的夫人夏明就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请求中央帮她办好刘少奇同志在数十年前所托的重要任务。

这是夏明梦寐以求的事情。

不久，邓小平的指示就来了：批准！

刘少奇当初给夏明的任务到底是怎样的？关于这一点就得从夏明的丈夫邓中夏开始讲了。

结识

在湖南宜章邓家湾的一个传统书香门第，邓中夏降生，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他自童年时期便对书籍情有独钟，养成了热爱阅读的习惯。

清末民国时期，国势衰微，四面危机，邓中夏看到了国家羸弱的惨状，便萌生了一颗救国救民的决心。

一九一一年，邓中夏进入族里开办“增经门学”学习；一九○七年，他转校至樟桥小学，并在家乡附近就读。一九一一年，他被送到了宜章县的私塾，在那里他开始接触到了一本进步的著作。

同年秋季，宜昌刮起了革命的狂风，三湘革命党人在湖南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宣布了全省的独立。

邓中夏受黄兴、宋教仁等三湘革命人士及杨昌济等民主人士的影响，对国事十分关注，利用闲暇之余，广泛阅览各类书刊，以报效祖国。

邓中夏就是在这个时候，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记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写下来，全神贯注。《邓中夏上小学时期的抄写本》，纵长十三公分，横五公分，纸张稍显发黄，共有四十一页，内容较为完整。

这本书是当年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亲手抄下的一本珍贵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现在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从这些抄本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邓中夏孜孜不倦的优良品格和他的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

抄本上的文字写得很漂亮，有概论，有政治，有地球，有气候，有亚洲，有比较系统的分类。

譬如，在导言的第一页，记载现今欧洲诸国，英俄，德，法，意，荷，依势力大小，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四等，而其政治制度，又有「君国」、「民主国」、「君民共主」之分。

《地理》一节，记载了各国的山川地貌，地理气候等信息，包罗万象。

显然，邓中夏所抄写的学问，并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四书五经”，而应该是“四海之内皆有之”。

邓中夏对手稿中的错字，也一一加以改正，这是邓中夏严谨治学的表现。

邓中夏在一九一二年冬天，以“优等班状元”的优异成绩，从湖南省宜章县的高等小学毕业。邓中夏在进入北京大学之前，不能不提到他在湖南师专（“湖南高师”）经历。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来自湖南各地的杰出青年，这些都为他日后探求真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一五年六月，邓中夏在湖南省郴县七联中学读书时，听说湖南师范开办了文学和历史专业，并面向全省招收学生，于是决定到省城长沙深造。

他从七校退学，从兄长那里借来一张初中文凭，考进湖南师范专科学校文学艺术专业，被分到文乙班。邓中夏到达长沙以后，与许多有革命思想的同学，如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相识。

杨昌济于1916-1 7年间，先后到湖南师范、湖南第一师范等学校讲学，以自身所见及个人经验，为先进青年毛泽东、邓中夏讲解哲学，探讨中国的未来，教育他们要有理想，要实事求是，要有救国之心，要改造社会。

在此期间，邓中夏非常敬重杨昌济，星期日常到杨先生家中，聆听他的教诲，阐述他的新见解。

当时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的毛泽东，由于志向高远，文风豪迈，深受杨老师的喜爱，每逢星期日，他常到杨老师家中，向他请教。

毛和邓就是这么认识的。两人都是性情直爽、志向远大之人，所以两人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通过书信往来。

此后，邓中夏经常把北京的新文化运动情况以及北京的新书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向邓中夏介绍了自己在长沙创办工人夜校，联系工人的实际经历，并帮助邓中夏等人建立了一个公民教育讲习会。

转折点

邓中夏到北大求学，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他踏进校门的那一刻，恰好新的校长蔡元培也步入了校园。自从蔡元培执掌北大校长大印，他力推「开放思想，海纳百川」的教育理念，使得北大汇聚了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一批杰出人才，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蔡元培的这一举动，对北京大学的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中夏在北大迅速地接受了先进的教育，接受了先进的教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他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参加了反帝国主义、爱国运动。

一九一九年3月，邓中夏和其他一些学生，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一次名为《提高民众的知识，唤醒民众的自决心”的活动，他们带领学生上街发表演说，号召更多的民众加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队伍中。

也正是在这一年，由于巴黎和会中国的外交失利，中国发生了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期间，邓中夏起到了重要作用，邓中夏于五月六日在北京中学学生会中当选为北京学联的总干事。

邓中夏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场“五四”运动，次年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以李大钊为首，秘密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那时的他变得更忙碌了，工作更多了，脚步也更稳健了。

一九二○年十月，邓中夏参加了新组建的“北京青年团”。

后来，邓中夏参加了工人运动，在长辛店开办了一所“京汉铁路职工夜校”，教导工人们读书、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二七”大罢工。

邓中夏在1925年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任总干事、宣传部长，主持、领导全省“香港工人大罢工”。

邓中夏很快就成熟了，他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者，也是一位卓越的劳工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邓中夏于一九二六年到广州任职时，此时的他与一位姑娘相识，并对其一见钟情。她叫李瑛，也叫李惠馨，后改名为夏明，是邓中夏的好朋友李启汉的妹妹。

李瑛，湖南江华人，一九○九年生于一九○九年，比邓中夏年轻十五岁。李瑛的童年很不幸，因为家境贫寒，她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一个地主家做童养媳，受尽了白眼和折磨。

李瑛十四岁那年，其兄长李启汉）返回湖南江华，以重金赎回李瑛，并将其送往南方广州。

李启汉与邓中夏关系很好，又同在工人运动中工作，邓中夏与李瑛渐渐熟识。其间，邓中夏待李瑛如亲姐妹，教导她认字，鼓励她跟着工人上夜校，参加革命。

邓中夏与李瑛，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有了感情。李启汉对这一点很赞成，并秘密地协助邓中夏、李瑛，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邓中夏与李瑛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在广州结婚，他们是一对革命夫妇。那时，刘少奇、何宝珍等人作了见证，其他同志也都向邓中夏、李瑛等人表示祝贺。

邓中夏与李瑛成亲后，夫唱妇随，恩爱有加。那时候，李瑛还很年轻，邓中夏就叫她“妹妹”，亲热极了。

被害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邓中夏到救援部部长林素琴家里布置工作时，被法租界的巡警抓住。

邓中夏被捕以后，监狱里的许多同志都害怕他怕死亡，屈服敌人。郑绍文以大家的名义，打听邓中夏的意见。

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跳了起来，兴奋地叫道：“你们就跟他们说，我邓中夏就算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

邓中夏的回信，立即以不同的方式在各个监牢里传播开来，人人对他十分钦佩。为使邓中夏在人生的最后几天能过上好日子，狱中的同志集资，为他买了一碗牛肉面条，使他过上了好日子。

邓中夏似乎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接过一碗肉面条，就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邓中夏被捕后两个星期，敌人就正式传唤他。可是，邓中夏只用了半个钟头，就把审讯给办完了。于是，邓中夏就把这次审判的经过，生动地告诉了他们。

法官问道：“请问您的姓名？”

“邓中夏，也称施义。”邓中夏答道。

法官接着问道：“您是共产主义者吗？”

邓中夏回答说：“是的，我是一名共产党党员。”

邓中夏听了这四句话，就不作声了，他非常不耐烦地向那推事说道：“好啦！这是要枪毙的节奏啊！”

那审判员似乎没料到邓中夏会这么说，微微一愣，随即又要询问几个地下党员，邓中夏冷笑道：“既然你明知我不肯说，那还来问我做什么？”

邓中夏向同志讲起往事来，脸上挂着微笑，一点也不畏缩，大家都很欣赏他那开朗的态度。

敌人以为把邓中夏抓起来，就能给共产党以沉重的政治打击，但是邓中夏却碰了一鼻子灰。

巡警虽不信邓中夏之言，仍把他押到巡捕房去。

一是施义与党并无确凿的证据，二是当时组织在外面积极营救，眼看就要救出邓中夏，却被林素琴出卖。

她不但把组织里的许多秘密都供了出来，而且还把施毅的真实身份给说了出来，就连李瑛都被她给搬了出来。

蒋介石知道后，当即下令南京宪兵总长谷正伦千方百计地把邓中夏送往南京，以求把他杀死。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拂晓，南京雨花台刑场，邓中夏高喊着“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九岁。

邓中夏牺牲后三年，经过党和政府的大力抢救，李瑛终于从狱中出狱。李瑛这时也得到了丈夫邓中夏的死讯，心中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邓中夏未完成的革命之路，总要有一个人来完成，否则，邓中夏就白死了！”

李瑛带着对夫婿的无尽悲伤，毅然启程，前往延安。李瑛在途经西安时，奉命留守西安，配合刘鼎同志的工作。

李瑛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由西安前往延安。李瑛这时已把自己的姓名改成“李夏明”。“夏”即邓中夏之“夏”。“明”者，意为光明，即革命胜利之意。

使命

夏明于一九三七年到达延安，考入了抗大。其间，毛主席，刘少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袖，都到夏明那里去，追忆邓中夏的革命功绩，使夏明深受感动。

刘少奇又嘱咐夏明，要向大家介绍邓中夏和她弟弟李启汉的英勇事迹。刘少奇指出：“关于省、港工人大罢工的材料是很重要的，要赶快弄出来。”

一九四五年，夏明再次见到了毛主席，这时主席勉励她：“勿忘启汉，中夏之志，要将其发扬光大”。

夏明为了把邓中夏的故事记录下来，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他还特地到他已故丈夫的故乡去看望邓中夏的朋友，并收集资料。

一九五五年，由于刘少奇的关心，中宣部专门指派《工人日报》来帮助夏明收集和整理有关邓中夏的资料，并访问了贺龙，李富春，陶铸，李立三这些和邓中夏有过合作关系的人。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夏明没有能够胜任刘少奇所赋予的重要任务。

直到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回归，夏明才认为是时候重新出版《邓中夏传》了。

因此，夏明立即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请求党中央一定要帮她实现这个藏在心中数十年的心愿，同时也是为了刘少奇所托。

不久，邓小平的指示得到了批准。邓小平曾说过要答应夏明的请求。

紧接着，一名副部长前来拜访夏明，并亲自承担了这次的工作。

一九八一年，《邓中夏传》终成书成，夏明先生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夙愿，也得以得偿。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邓中夏已牺牲多年，夏明又嫁给了别人，但她对邓中夏却一直念念不忘。

为了缅怀自己的夫君，她不但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夏明”，而且还让自己的孩子都叫邓中夏为“先父”。

后来，她又嫁人后，依旧像邓家的儿媳一样，时常去看祭奠邓中夏，也曾几次到人民家中去看望那些因战乱而流落街头的孩子。

只可惜，那两个小家伙始终下落不明……

参考资料：

人物春秋——邓中夏在北京的早期革命活动_——以北大红楼基本陈列中邓中夏相关文物为视角 作者：徐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