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刘亨云回忆浙东纵队与叶飞率领的第四纵队富春江会师

开国少将刘亨云回忆浙东纵队与叶飞率领的第四纵队富春江会师

二十一富春江会师

整个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我们都是在高度的兴奋和紧张中度过的。

由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地开展，日军接连被歼，投诚者时有所闻。这使我们异常的兴奋。

我主力部队，地方部队迅速壮大，截至六月的统计，我浙东游击纵队主力已发展到七千四百余人，武器装备不断得到改善，并且已经有了一批新缴获的卡宾、汤姆等美式武器。这使我们异常的兴奋。

解放区不断扩大，原先被分割、被压缩的大大小小许多块根据地，基本上都连接起来了，从东海之滨、杭州湾两岸到金华城郊的浙东大地上，到处都有我们的队伍，到处响彻抗日的歌声。这也使我们异常的兴奋。

五月八日，我们在梁弄召开了六千余军民参加的庆祝大会。庆祝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法西斯德国宜布无条件投降。军民们还举行了大规模、长距离的游行，鲁迅艺术学院和四明专署社教队的同志边走边唱边演，沿途又有众多的群众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队伍越走越长。那又是多么的叫人兴奋。

自然，胜利不能坐等而来。要更加勇敢地战斗，要更加紧张地工作，才能夺取更多更大的胜利。

这年的夏天，浙江的国民党顽固派又接二连三地挑动内战，大打出手，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他们在三十二集团军天台“前进指挥部”撤销后，又于四月十五日在天台成立了“绥靖指挥部”，委任三十二集团军副司令陈沛和浙江保安处副处长王云沛为正副指挥，调集暂编三十三师第一、三团，浙保第三纵队，浙保五团，以及上虞、绍兴县自卫队等部，向北推进，又一次发动了浙东内战，妄图消灭抗日武装。他们还运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多方拉拢，企图再次驱使田、张作为反共的先锋.

所好的是，经过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役，又经过上虞解围之战，张俊升对我更加靠近，主动来人与我联系，要求我们派出得力干部同他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我们当然是乐于这样做的。但与张俊升结拜兄弟的田岫，却狡诈多变，难以捉摸。

当我们帮他解了上虞之围以后，他在“感激”之余，曾于三月十一日会同张俊升邀请我们的何克希司令去到谢公岭会谈，并签订了三方《联合抗日宣言》，一致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实行一党专制、独裁，排除异己的反动政策，重申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表示为了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应该十分体恤民情，关心人民的疾苦，减轻人民的负担。关于三方驻防的地域，以及在军事行动上怎样互相配合等，都有相应的协议。但是，田岫山并不准备实行这些协议，他对于天台方面的威胁利诱，态度暧昧，对于日伪军也是勾勾搭搭。总之，还是奉行他的“有奶便是娘”的那一套。而对于所辖地域内的人民群众，依旧是如狼似虎，看不出有丝毫改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团结抗日的原则，一再忍让，好言相劝，希望他能够改弦易辙，不要与人民为敌。

此时，日伪采取挖肉补疮的办法，一再增加浙江沿海的兵力。三月;曾经被我多次打击的原据守浙技载诸暨一带的伪军蔡廉部，被改编为“四省行署独立第四旅”，调来三北地区，企图在杭州湾南岸增设据点。而在宁波、温州等重要港口，更是不断增兵，从福建沿海分批撤回的日军，全都集结于温州、宁波等重要港口，单是宁波就增加了三千多人。同时，敌人还在靠近我四明山根据地的嵊县城郊加紧修建飞机场。

因此，从日伪军方面来看，在浙东敌后，局部的优势还是有的，但在总体上已经变为守势，不敢再做消灭我们的美梦了，只是要限制我们的发展。

日伪和顽固派竭力阻挠和破坏抗日力量的迅猛发展，这在浙西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相比之下，日伪军在浙西的力量很是单薄，仅仅占据了嘉兴、湖州、长兴等少数几个要点。这就为国民党顽固派调集更多的部队打内战提供了客观条件。我苏浙军区主力于三月上旬结束了天目山第二次反顽战役，解放了天目山周围广大地区。四月初，中共浙西区党委成立。与此同时，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叶飞同志率部由苏中南下苏浙边，于四月下旬到达浙西地区与苏浙军区会合，改编为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叶飞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这样，我们在浙东、浙西的主力部队已有四个纵队，拥有三万余人的兵力，确实是相当可观的了。

这时，党中央和华中局为我们制订了一个十分鼓舞人心的战略方针，即由叶飞同志率领四纵队南下同我们会师，然后挺进浙南，同那里的部队会合，开辟闽浙边修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经区党委研究决定，由谭启龙、蔡群帆同志率部分武装，随带电台去往浙赣线金策段以西、富春江东岸，接应第四纵队东渡富春江。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我们对于日伪顽的搞乱、破坏和限制所采取的方针，并不是被动应付的，而是把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已的手上。也就是说.“他捣乱他的我发展我的。”“牛鼻子抓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要牵着他们走”。

五月十日，谭政委离开了梁弄。随同谭政委一起西进的有三支队二大队，有纵队司令部的一个侦察通信排，有电合工作人员，还有由各个部队挑选来的班长、排长所组成的“参观连”，这个连共有四个班，他们是专门去向主力老大哥学习的。

西进的部队，先向张俊升的挺五纵队借路，顺利渡过曹娥江，当进入绍兴县境时，遭到绍兴县民兵团郑重为部的阻击。这股顽军战斗力很差，简直不堪一击，我军一发动反击，即将其击溃，俘顽军八十余人，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四挺、长短枪二十多支。郑重为的残余部队，象是嗅出了什么，利用他们熟悉地形的长处，竟然跟踪而来，左右不离地打冷枪，见部队宿营，便占据附近的高山狂喊乱叫，不停地骚扰，给我们增加了不少麻烦。直到我们抵达诸北与金萧支队会合后，才得以摆脱。

五月十九日，西进部队与富春江西岸的主力第四纵队十一支队，通过电讯联系，商定了会师的渡口、时间及联络讯号。

渡口选在富阳与桐庐之间的中埠(东岸)与汤家埠(西岸)。这一段富春江，江而较宽，水流不急，自西南流向东北。

据侦察，中埠一带有国民党挺三纵队贺锥芳部驻守，并筑有碉堡。这真是冤家路窄，又遇上了老对手。为避免过早暴露我方企图，减少主力东渡的阻力，西进部队决定绕道偷袭。当赶至中埠附近时，已是二十日拂晓。顽军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纷纷溃逃，我们当即占领中埠及其附近离地，旋即按事先约定的讯号，在山头上烧起三堆大火。不一会，对岸汤家埠也烧起了三堆大火。火光映红了两岸战士的脸面，火光倒映在秀丽的富春江上，浙东浙西两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的时刻就要来到了！这也是浙东浙西人民盼望已久的时刻!借着火光，大家看到有一条木船正飞快地朝着西岸驶去。

在船尾拿舵、划桨的是纵队司令部侦察排排长鞠晨宾，侦察员们在船头和船舷两侧奋力助桨。这时，在他们背后高高的锣鼓山上响起了敌人的重机枪声，子弹在他们的四周啸叫着，激起了阵阵水花。

原来，勇敢机智的侦察员们是在步兵连队攻击敌排哨、抢占中埠近旁高地时冲上渡口的。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船”字，找到了船就能过江，过了江才算完成接应任务。

西岸汤家埠出现了船只，新四军老大哥准备渡江了。忽然，东岸的锣鼓山上升起了团团白烟，未及细看，“咣咣”作响，跟着又是密集的重机枪声。好哇，浙西浙东两支兄弟部队直接配合作战了.我三支二大的一个中队，在对江老大哥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一鼓作气拿下了锣鼓山。至此，东西两个渡口已经完全被我控制.

天亮了，婉蜒的富春江披友着轻纱般的晨雾，时隐时现地显露出她那秀丽的面容。又有十数条木船，升起了白色的、棕红的帆篷，冲开了薄雾，朝着对岸的汤家埠驶去。汤家埠码头上出现了老大哥部队整齐的行列。

太阳从青翠的群山中升起，太阳驱散了江雾，太阳照耀着船帆，太阳沐浴着满船的战士，替他们镀上了金色的光泽，青山倒映，波光粼粼。这美好的时刻，这风景如画的环瑰，更为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富春江会师增添了光彩。

这次东渡富春江的是余光茂、张孤梅同志率领的第四纵队十一支队。同时到达的有奉令来浙东担任浙东游击纵队(即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的张其翔以及部分地方干部。

两支部队会合后，曾活动于萧山、富阳、桐庐等地，并密切协同、沉重打击了自恃武器优良，一贯反共的萧山县国民兵团，俘敌大队附以下官兵一百二十余人，缴获轻机枪六挺。

从五月下旬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再次纠集兵力向我浙西部队进攻。夭目山第三次反顽自卫战役不可避免。苏浙军区首长急令十一支队西返参战。随即，谭启龙等也于六月中旬回归四明地区。这就是第一次会师的情况。

同年七月三十一日晚至八月一日早晨，又有第二次富春江会师。会师地点仍在富阳县境，渡口改在汤口以北、锣鼓山以南地区。这次，东渡的部队有四纵队第十、十一两个支队。为了加强我们的干部力量，苏浙军区增派汪大铭、谢忠良等同志来浙东工作。

我们方面先后派去接应的有蔡群帆同志所率的三支队第一大队，有彭林同志所率的金萧支队一部，以及路西武工队。

四纵队主力渡江后，日伪顽大为震惊。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曾在《奸匪之动态》中记载.“奸匪为录打通诸暨、义乌，进窥嵊县，绍兴，以期浙东割据地区三北，四明，会稽与金义浦三混成一片计，自浙西调派第四纵队廖政国部七八千人于七月三十一日南渡富春江，窜入诸义等县.”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黄绍竣也给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发了电报，告称“浙西奷匪四千余南窜，子午世(即三十一日)渡富春江”。国民党富阳县政府更是惶恐万分，惊呼“江北奸匪万余人复渡江南进，再度窜袭场口、枪洲等地，县府无法支持，通驻东榨、图山等地。”

日军也慌了手脚，急忙从杭州、萧山，诸暨等地调集三千余兵力，自策山沿富春江东岸向桐庐进窜，并与我军在怀山一带发生战斗。此外，四纵队还配合我们打了一些别的战斗，为我们大刀阔斧地开创路西(金萧线以西)工作的新局面，扩大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金箫地区为迎接四纵队东渡，先后两次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做到了要粮有粮，要菜有菜，要救有救，要快有快，要船有船，还想尽办法收治他们的一些伤病员。在那些日子里.当地的党政军领导，无不亲自动手安排四纵队同志的吃住，并且免除了他们的一切公差勤务、放哨警戒等活幼，尽力使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让他们多休息几天、恢复恢复体力。其中出现了许多解衣推食的动人事例。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革命部队具有团结友爱的光荣传统，另一方面却实在是因为看到四纵队的干部战士大都很消瘦、很疲倦，被服装具也很不齐全，许多人的鞋子都走烂了。可是，大家又看到，只要一打起仗来，四纵队的同志个个精神百倍。正是在这一方面，给了我们部队以很大的教育。

当时，我们的同志都知道，四纵队从苏中南下以来，已经连续作战三个多月，前不久又刚刚参加了历时二十三天的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取得了歼灭顽军八千九百余人的重大胜利。这次，顽军动用了十四个师、六万六千余兵力，妄图聚歼我主力，驱逐我军出江南。但顽军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连皖南事变的刽子手一一五十二师，也全部被歼。四纵队同志为死难烈士报了仇。这三个多月，正是江南雨季，加之天目山地区粮荒严重，部队经常吃不上饭，只好以清水煮竹笋充饥，鞋子烂了，便以笋壳裹脚行军。但是，正如廖政国同志对金萧地区领导同志所说的，“飞速发展的形势不允许我们休息”谈到改善部队的伙食，他说，大家看到老百姓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不忍心去筹粮。浙东的情况好一些，但老百姓也还是有困难，部队一天不能吃三餐白米饭，顶多是两干一稀。他又说，“战争是长期的，哪里的群众负担都不轻，粮食要节约.”他们这种为人民面战，时刻不忘人民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廖政国同志所说的“飞速发展的形势不允许我们休息”，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那时，在我们浙东游击纵队所属的一些地方部队中没有电合，也看不到什么报纸，消息和情报全凭交通员步行传递，往往不能及时了解大局大势.而四纵队和他所属的各个文队，都有较为完备的无线电通讯工具.就在他们准备第二次东渡富容江的时候，他们已经得悉中美英三国子七月二十六日发表彼茨坦公报，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八月八日，四纵队决定兵分两路:以十一支队在诸暨、浦江配合金萧支队继续打击当地反动势力，以陈挺同志所率的第十支队昼夜兼程赶往义乌，同金义浦八大队拉制金华山脉，伺机进军浙南。正是这一天，苏联政府宜布对日作战。次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

八月十二日，十支队进抵我义西根据地。十三日晚，即同八大队，向盘踞金华东乡重镇曹宅的反动武装邢小显部发起攻击。十四日上午，当十支队撤回根据地休息，留下八大队在曹宅继续搜索溃散潜藏的敌人时，十支队已经接到“立即返回浙西”的命令。而当八大队打扫完战场，赶来要和老大哥研究如何乘胜迫击，扩大战果时，十支队同志已经整装待发，并已在驻地贴出了日本政府宜布无条件投降的《号外》，还印发了朱总司令发布的命令，命令我们向一切日军占领区进军，限令日伪军徽械投降，消灭一切负隅顽扰之敌。

当夜。十支队挥师北上。义乌、浦江等地的群众夹道相送.纷纷把红薯、花生、蜜梨等土产塞进战士的挎包，预祝他们在向日伪统治区进军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两次富春江会师，我主力部队都是来去匆匆。从浙东的局部来说，使我们觉得非常惋惜，但从全局来看，又使我们受到莫大的鼓舞，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终于来到了！